王晓渔:“后春晚时代”的春节文化
2009-01-24 09:10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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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王晓渔


我大概有三四年没有看春节联欢晚会了,这在十五年前,我自己都无法想象。那时候,春节等同于春晚。拒绝了春晚,不仅等于拒绝了春节,还等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,你与朋友失去了重要的共同语言,因为春晚相当于年度流行时装发布会、年度流行歌曲发布会、年度流行词语发布会……的总和,新年见面第一句话是“新年好”,第二句话就是“看春晚了么”,第三句以后都是围绕春晚评头论足。


后来春晚逐渐丧失了上述功能。就我个人而言,坚持观看春晚,主要出于职业道德,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,需要把春晚作为一个研究样本。三四年前,我确信春晚在短期之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,决心与它分手。事先以为分手要冒着自绝于朋友的危险,谁知道与朋友见面聊天依旧热烈,没有任何损失。只是有一年,突然听到大家都在说“你太有才了”,我猜想这大概是春晚的发明,于是聊天的时候鹦鹉学舌地说上一句,很轻松地就填补了没看春晚的空白。


根据电视收视调研公司“艾杰比尼尔森媒介研究的数据”显示,在2008年春晚播出期间,收看电视节目的观众中有68.16%选择收看春晚;广东的收视率在所有的监测市场中最低,仅为4.59%,其中东莞更是低到了0.1%,位列东莞地区收视率前三甲的节目均是香港翡翠台播出的电视剧,其中冠军《秀才爱上兵》的收视率高达11.01%。可以看出,春晚虽然尚未成为历史,但已经不再拥有绝对优势,一个后春晚时代正在来临。


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的媒介转型,促成了从春晚时代到后春晚时代的春节文化转型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的统计报告,截至2008年底,中国网民达到2.98亿。可以预见的是,这个数字接下来会以惊人的速度继续日新月异。网络的优势在于它不是全盘否定电视,而是充分包容但是又不限于电视的功能,电视所能提供的网络都可以提供,网络可以提供的电视却未必能够提供。这种不对称的竞争,几乎注定网络的胜出。


山寨春晚的出现,标志着春晚时代开始向“后春晚时代”过渡。山寨文化的前身是1990年代末勃兴的大话文化(以《大话西游》为代表)、2001年的大史记文化(以《粮食》、《分家在十月》、《大史记》三部曲为代表)、2002年的酷索文化(以小胖为代表)、2005年的“善”搞文化(鉴于恶搞文化有歧义,改用此名,以胡戈为代表),经过将近十年的发酵,随着视频技术的提高,戏仿和反讽不仅通过文字,还大规模地通过影像进行传播。


事实上,山寨春晚的创始并不是2009年,至少可以追溯到2002年。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内部春晚《东方红时空》在网上流传,敬一丹等主持人一反坐而论道的风格,未卜先知地使用了几年后风靡的“善”搞风格,白岩松模仿韩乔生的解说:“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们,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,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一场足球比赛,中秋节刚过,赶紧给大家拜个晚年。”遗憾的是,由于这一节目外传,结果成了“外部春晚”,此后内部春晚取消。《东方红时空》可以归到大史记文化的范畴,如果说大史记文化来自体制内,“善”搞文化来自体制外,体制内外并不是截然的两分,两种文化完全可能握手言欢。如果敬一丹、白岩松和胡戈合作,春晚可能会迎来“第二春”,但是这一景象在短期内显然不太可能出现。


山寨春晚的出现,说明后春晚时代的公众对春晚的暧昧态度:一方面不满足于春晚的既有模式,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抛弃春晚记忆。山寨春晚如果获得成功,首先要与春晚保持一定距离,不能只是复制春晚,而失去山寨的气息。山寨文化的精神内涵依然是戏仿和反讽,从这一点来说,如果2009年的山寨春晚能够接续2002年的《东方红时空》,就值得期待,可是我对此并不乐观。但不管山寨春晚是否让人失望,这种形式都值得充分重视,网民从此不再是被动地接受,而是参与到春节文化的生产。戏仿和反讽不是唯一出路,但是复制春晚肯定是死路一条,相信山寨春晚在未来肯定不会限于一个版本、一种风格。


后春晚时代的春节文化并不限于山寨春晚,对我来说,可能会打开体育频道,可能会看碟片,可能去网上潜水,可能读书或者出门周游。春节文化,本来就不必限于某一种形式,可以是电视文化、可以是网络文化,也可以是纸质文化或者行走文化。还是罗素那句老话:“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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